案与知识错位的脱序之恶

  据复旦大学官方微博消息，该校2010级硕士研究生黄洋经抢救无效，于4月16日15点23分在附属中山医院去世。15日，复旦大学官方微博通报称，该校一医科在读研究生病重入院，寝室饮水机疑遭投毒。16日上午，上海警方证实，中毒研究生同寝室的林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现已被刑事拘留，其作案动机和原因还在调查中。

  黄洋中毒案曝光之后，许多人迅速翻出1994年发生在清华大学、轰动一时的“朱令铊中毒事件”。这位才艺双全的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因为铊中毒，而导致全身瘫痪、大脑迟钝，留下严重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朱令铊中毒事件发生之后，尽管警方曾表明能够接触到铊这种高等级毒物的人并不多，并断定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甚至有人说名道姓，指出“嫌疑人”，可不知为何，案子就是破不了，成为悬案。

  朱令案后，一些人也对像铊化合物之类的剧毒化学品管理制度层面进行反思。虽然，警方暂时未正式公布复旦大学这起恶性案件的毒物为何物，但恐怕也存在管理之问。按常规，无论是实验室还是医院，一些能致人死地的剧毒化学品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一般人员不易大剂量地获取并顺利带出实验室或科室，除非是管理人员监守自盗，或管理有疏漏。一位研究生，不可能监守自盗，可能是钻了空子。还有一种可能，如一些网友发现，一些网站可购到毒物。不管何种情况，一位研究生轻易获得致命毒物，都给相关行业、单位、科室的管理者提个醒，剧毒化学品管理人命关天，必须格外的重视，不能疏忽。[详细]

  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镇，20岁白人男子亚当・兰扎在家中杀害母亲后，持枪闯入家附近的桑迪胡克小学，枪杀20名学生和6名成人，后饮弹自尽。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再次引发关于“禁枪”的辩论，“禁枪”声浪再次高涨，奥巴马则也表达了要管制武器的态度。但是，“禁枪”会触动某些利益集团，其中有势力强大的步枪协会以及他们所支持的政客。[详细]

  枪击案发生之后，奥巴马在发表演说时流泪，表态要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却没有承诺要“禁枪”，即使承诺了，也会落空。面对持枪派和禁枪派之间的争论，美国政府及社会希望最高法院表个态，毕竟只有最高法院的“九人”才能对宪法修正案第二条作出解释。第二修正案明确规定，“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只有在最高法院推翻宪法第二修正案，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禁枪。但这绝非易事。[详细]

  发生于复旦的这起“投毒案”，之所以引起舆论共振，在于它的猝不及防、很难来想象：“害人之心不可有”，是我们耳濡已久的告诫。这是人际依存的底线共识，更何况，是室友，“恰同学少年”，本该珍惜同窗情分，彼此包容。

  如果说，将美好事物撕裂是悲剧的表征，那有些悲剧，于骤然而至中，已给人几近窒息的沉重，也逼近我们心理承受的临界点：高校、室友、投毒、去世 …… 几个关键词拼接，已绘制成灰暗的悲怆图案。不堪想象，在犯罪片中频现的作奸犯科情节，会发生在庸常现实中。

  可“投毒”之恶，无异于人性脱缰，逾越了道德底线。而案发地等背景，更加剧其悲怆程度：当事的两名学生，成绩优异、学历不低，可将“高材生”标签跟投毒案联系起来，仍让公众感到颇为别扭——依照惯性想象，嫌疑人林某藏“知识”于身，对应的内在修养、道德克制能力也在提升，谁能想到，他可能是向室友下毒手的元凶。

  在这场凄冷的惨剧中，不幸既属于黄洋，也属于投毒者。两个人的青春光色，注定因此暗淡，充满悲痛与缺憾。悲剧链条，绊住了黄洋绽放的脚步，也必然成为束缚作恶者的枷锁。[详细]

  这两种解读都有偏颇，这虽然是“个案”，但是对其的反思，不能止于涉案者被依法严惩，而应该分析这背后的教育问题、社会问题——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同样，反思这样一些问题，不能情绪化，而应该理性地查找原因，寻找对策，一句“中国教育失败”很解气，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甚至还会伤害无辜，诸如“现在的大学生怎么都这样”。

  从媒体报道透露的信息分析，这起案件暴露出我国教育严重的功利化问题。早在2010年，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就在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批评学生中的功利化倾向，他说，“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个人、对整个国家、对人类的责任感。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有几率会成为社会的祸害。”联系杨校长的话来审视这起案件，令人唏嘘不已。一名医学研究生涉嫌投毒，这不正是“越有知识，越有几率会成为社会的祸害”吗？[详细]

  功利教育的基本特点有二：其一，一切围绕功利的目标转——基础教育围绕升学，高等教育围绕考研、出国、就业，对目标有用的就学，对目标无用的则被边缘。大家所见的是，在我国教育中，主要是知识教育，其他的人格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都被忽视。从这种教育体系走出的学生，会在人格、身心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有超过20%的学生有各种心理问题，一些学生甚至遇到一点小挫折，就走极端。

  其二，撕裂学生群体。在我国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中，学生们被纳入一个成才模式同场竞技，这把促进每个个体发展的教育，异化为竞技教育。近年来，我国中小学“冷暴力”事件频发，有的老师把学生分为“优生”、“差生”区别对待，对“差生”想尽办法羞辱，比如脱裤跑、戴“绿领巾”（老师认为这不是羞辱，而是激将法），就与这样的评价体系有关，在这一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即便走进大学，也无法抹去竞技教育留下的烙印，他们会把同学有意无意地当成竞争的对手，见不得别人比自己“优秀”，不懂得为他人喝彩。[详细]

  可以说，在任何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都无法消除极端的个案，但是，能采用办法减少极端案例发生。如果不遏制我国教育的功利化趋势，不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中关注并强化学生除知识之外的生命教育、心理教育、人格教育等这些影响一个人终身发展的教育，那么，类似的极端个案还会发生。

  要扭转教育的功利化，对于基础教育来说，重点是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倡导多元教育和个性化教育，教育应该关注每个个体的个性和兴趣发展，而不是以扼杀受教育者的个性、兴趣为代价，让他们变为只会应试，却没有想象力、创造力，甚至没有人性的工具。只有倡导多元发展的教育，才能让学生们真正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同时才能让他们有完善的人格。上海《教育规划纲要》提到的教育发展理念，就为了每个学生的终身发展，很显然，只有知识教育，而没有人格教育，是难以实现这样的教育方法的理念的。[详细]

  2012年12月，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镇，亚当・兰扎在家中杀害母亲后，持枪闯入桑迪胡克小学，枪杀20名学生和6名成人，后饮弹自尽。事件引发了全世界关注，美国自身的管理再次被热议。

  按常规，无论是实验室还是医院，一些能致人死地的剧毒化学品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一般人员不易大剂量地获取并顺利带出实验室或科室，除非是管理人员监守自盗，或管理有疏漏。

  从哲学层面讲，人都有罪性，在《七宗罪》中，就讲到包括嫉妒、贪婪等潜在的人性之恶。但懂得克制，在对价值秩序的恪守中，去激发包容与怜悯之心，是社会人应具的伦理品质。

  伦理决堤，让“高危”成了我们的生存状态。而这，也需要价值秩序的再梳理，而非浅表化的就事论事。波德莱尔在《恶之花》里说：“ 谬误，罪孽、吝啬、愚昧，占据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体，就好像乞丐喂养他们的虱子，我们喂养着我们可爱的痛悔”，若无反求诸己的价值省思，追悔也注定是廉价的。愿逝者安息，生者深思。

  4月15日，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黄某被同寝室室友林某投毒身亡。警方现已控制嫌疑人林某，投毒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生于1985年的黄某不久前刚获得直升博士生机会。

  对于这起案件，舆论有两种解读，一是这只是个案，不必做过多联想；二是这折射出“中国教育的失败”，因为个案不止一次发生，你认为如何？